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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中的1974年是一个有故事的年份，厦门大学一个新的专业——日语专业在这一年开始招生，这是该校在特殊时期期间创办的唯一新专业。当时满目疮痍的厦大在一大半旧专业都还没恢复的背景下，却创办了一个新专业，也堪称奇迹了。首届20名工农兵学员从全国各地被推荐入校，其中有8名现役军人，都是海军。
为了我有工作，父亲在这一年毅然提前退休，我也在这一年正式“补员”进入厦大，从一个上山下乡知青变成了厦大外文食堂的炊事员。每每看见食堂橱窗外的大学生有说有笑，我这个同龄人总是羡慕得流口水，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夜夜都做“大学梦”。我掐指一算，如果没有特殊时期，如果没有上山下乡，那么1974年我们双十中学68届初中生（三二制）正好大学毕业，可在当时我只能依靠父亲的孤注一掷来为自己谋一个仅能糊口的重体力劳动岗位。
我不仅晚上做梦，白天也做“白日梦”。我注意到当时“教育革命”的一些动态和提法，于是审时度势，给当时的“厦大外文系革命领导小组”和“驻外文系工人、解放军毛主席思想宣传队”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批准我“半工半读”，并自诩“这是教育革命在新形式下的一种大胆尝试”。为了改变命运，我一个68届的初中生在挖空心思拼命挣扎。
我的“革命要求”自然无法实现，但“外文系革命领导小组”给我的回复中充分肯定了我想参与“教育革命”的愿望，提出作好本职工作就是对“教育革命”最大的参与，但同时把我安排在日语专业学生团支部，并隔三差五安排我参与日语专业学生的学工、学军和学农等形形色色的“开门办学”活动。这真的很奇妙，我带薪以教职工的身份参与学生的上述活动，这就阶段性地逃离食堂繁重的体力劳动，真是如鱼得水，感激当时外文系领导吴彦汀、刘珍馨、纪太平等在特殊时期给了苦命的我以最大的人生关照。我也由此乘机偷学了英语和日语，并贪婪地阅读了所有能抓到手的文学作品，曲线实施“半工半读”，为日后命运的转机积累了不可或缺的养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的个案很可能绝无仅有。
我和这个日语班级的同学在相处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从未歧视过我这个“编外同学”，特别是那些海军指战员更是把我当兄弟一般看待，没有因为我是“家庭出身不好”的炊事员而另眼相看。
记得海军学员里有人有照相机，在当时可是稀罕的东东，这让我留下了下部队“学军”的大量军事镜头。那时的大学生学军绝对的真刀真枪，下连队同住同吃同站岗，我因此体验了多月的军人生活。现在想想，我这个“右派子女”能混入革命队伍，实际上是好些善良的基层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结果。
我还珍藏有1974年与日语专业海军同学在厦大校门口的合影，左边的小方是将军的儿子，其父是当时东海舰队的司令，右边的小臧，当时就是青年海军军官。这张照片上我的衣领处依稀可见内里的海魂衫，这是当时小方送给我的海军衫。2014年春天，为了纪念厦门大学首届日语专业学生入校40周年（1974－2014）在福州举行大聚会，我这个“编外学员”也受到了邀请，活动中我与小方、小臧40年后再度合影一张，背后是永泰青云山瀑布，那长长的水流不正是我们友谊的写照？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年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