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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茶山空难发生以后，张心是第一时间知道的，这个事情其实对张心来说实在的太难以接受了，因为张心在这一世，一直在避免叶挺将军的牺牲，因为叶挺将军在张心的心目中，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要不然，张心不会在之前的时候，那么的去阻止皖南事变的发生，但是随着黑茶山事件的准时出现，再加上之前蒋孝先的牺牲，张心开始对左权的命运开始担心了，难道人真的不能胜天么。
于是，张心在事件结果出现以后，第二天不顾任何人的阻拦，直接的从重庆肺腑延安，要去那里参加叶挺将军的追悼会。
在去延安的飞机上面。张心仔细的回忆着叶挺将军前世的简历，他一直在判断这个事情到底是出现在了哪里，所以张心这个时候相当的矛盾。
在前世，叶挺一八九六年九月十日生于广东归善周田村一个农民家庭。七岁入本村小学读书，一九一一年入惠州府立蚕业学校。一九一四年叶挺到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攻读军事知识。一九一八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九一九年，追随孙中山**，在福建漳州加入建国粤军，并加入中国国民党。一九二零年，孙中山命令建国粤军攻打桂系军阀莫荣新，黄皮径战役，叶挺一举击溃了四倍于己的敌人，声名大振。同年十月就任工兵营副营长。一九二一年，调任孙中山之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
一九二二年六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部队炮轰总统府，叶挺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一九二四年，在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学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九月，回国任国民**军第四军参谋处处长，旋调任第四军独立团任团长。
一九二六年五月，率部北伐，担任先遣队，从肇庆、新会出发，向湖南前线挺进，讨伐吴佩孚。六月五日，独立团经过两天的战斗，攻占湖南攸县城，七月二十日攻占浏阳。八月，攻占湖北咸宁汀泗桥。随后连克桃林铺、印斗山等地，八月三十日占领贺胜桥。九月，率部围困武昌。十月十日，率部攻入武昌。叶因此被誉为“北伐名将”，所隶属之第四军也被称为“铁军”，此时，第四军军长为张发奎。
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办公，国民**军进行了扩编或改编，叶挺被任命为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任第十一军副军长。
一九二七年五月，夏斗寅叛变，袭击武昌。叶挺率部奋勇作战，打垮夏斗寅。
国民**军第四军独立团，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肇庆成立，全团两千一百多人，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担任北伐先锋，被誉为“铁军”；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为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叶挺独立团是北伐战争中的左路军急先锋。一九二七年八月，朱德、陈毅、叶挺、贺龙等率领北伐军三万多人，打响了南昌起义的第一枪。十月，与毛主席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随后，改编为国民**军第五纵队，队长是朱德，政委是陈毅。一九二八年一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师长仍然是朱德，政委仍然是陈毅。一九二八年八月，改编为红四军二十八团，团长是林彪，政委是何挺颖。一九二九年二月，又改编为红四军第一纵队，队长一直是林彪，政委是陈毅。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叶挺独立团也是开路先锋；一九三五年五月红二连二十二名勇士飞夺泸定桥，强渡乌江天险。六月十二日翻越夹金山。又用六天六夜开辟出草地通道。九月十七日攻打腊子口，夺取哈达铺；抗日战争中，叶挺独立团一直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一九三七年参加平型关大战，痛击日寇；一九四五年攻打淮安，歼灭吴清泉；一九四六年四月，四平保卫战；一九四八年十月，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解放天津；继续挥师南下，一九五零年解放海南岛；一九五一年广西剿匪。
一九七九年，是参加广西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部队。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五年，是老山、者阴山的铁军雄狮；一九九八年八月，紧急奔赴长江洪湖地区高桥闸堤段投入抗洪抢险，被誉为“铁军铁人铸铁堤”……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与周恩来、贺龙、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起义军进入潮州、汕头地区，在寡不敌众而遭失败的情况下，叶挺等护送病中的周恩来转移到了香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叶挺从香港回到广州领导广州起义，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一九二八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经香港、马来西亚、日本至苏联。由于先后受到李立三、王明的无端指责而决定退出共党，加入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陈友仁、宋庆龄发起组织的“第三党”。先后流亡德国、法国等地，以翻译德文文章为生，成为素食主义者。一九三二年到澳门隐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一九三四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同盟。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出任国民**军新编第四军军长，被授予国民**军中将军衔。一九三八年，叶挺亲率部粉碎了日军对皖南的“扫荡”，得到了蒋介石的致电嘉奖。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之后入狱五年。在狱中作《囚歌》：“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皖南事变”中叶挺被捕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予以抗议。
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叶挺获释，第二天，他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叶挺参加了国共谈判三人军事会议。四月八日，他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遇难身亡，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以及叶挺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扬眉和幼子阿九。死讯传出后，毛主席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提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写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陈毅作《哭叶军长希夷同志》。遗体葬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园。
这位曾被毛主席称为“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的名将曾经有过一段海外流亡生涯，而这段经历对叶挺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张太雷、叶挺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在两天后失败。随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掀起白色恐怖，到处搜捕起义领导人。叶挺机智地化装成盲人，到了香港。
叶挺到香港后，迅速和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当时，广州起义的消息已震惊全世界，许多香港报刊也发表文章，称颂这场伟大的起义。叶挺感到由衷地欣慰。但他没想到，在党的内部，迎接他的不是鲜花，而是批判。由于广州起义较为短暂，又损失较大，很多人都要求追究责任，结果叶挺受到不公正的处理，情绪一度十分低落。
一九二八年春，叶挺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去苏联休养，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这个消息自然给苦闷中的叶挺带来了新的希望。他立刻假道日本，前往苏联。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虽充分肯定了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却没有给叶挺平反。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米夫听信了王明的谗言，对叶挺产生了偏见。于是，叶挺离开了莫斯科，开始了流亡西欧的生涯。对于此事，周恩来后来作了客观的评价：“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
离开苏联后，叶挺在德国和法国度过了五年时间。一九二八年秋，叶挺到了德国首都柏林。叶挺很早就想到德国学习军事。早在一九一六年，还在保定军校学习的叶挺就选修了德文，准备将来到德国学习。十二年后，他虽然如愿来到德国，但此时的叶挺却没有了当年的豪情壮志。他甚至打算放弃自己的军事政治生涯，专心搞德文翻译。他还参加过德国一个提倡吃素的流派，专心吃起素来。
初到德国时，叶挺的生活很困难，除了靠翻译德文，他还到处找些零工做，以贴补家用。在那段日子里，他卖过青菜、水果，帮人摘过果子，还在柏林等地开过小吃店，主要卖油条、烧饼和粥。顾客多是住在附近的华工，但谁也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叶挺利用赚到的钱接济一些贫困的中国留学生和年老多病的华工，自己也买了一些德文书籍，其中光百科全书就有几十本。在此期间，他还曾到法国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
一九三零年春，周恩来来到柏林，发现叶挺对**失去了信心，与叶挺进行了促膝长谈，告诉他干**不能考虑自我。周恩来的话对叶挺启发很大，旅居德国的廖承志等人也不断鼓励叶挺。一九二八年底，叶挺接待了一位老朋友、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黄平。黄平在广州起义后受的打击最大，处分也最重，但黄平却没有丧失对**的信心，这使得叶挺的思想再一次受到触动。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叶挺逐渐摆脱了失败的情绪，他认识到，**不是一蹴而就的，个人的荣辱同整个**事业相比算不了什么。此时，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毛主席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后，星星之火逐渐向全国扩展。中国**的前景振奋了叶挺，使他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决定多学些本领，为回国重新参加**做准备。
当时，德国军队被称为世界最强大的陆军，为了研究德国军队，叶挺经常到图书馆等处翻阅报刊资料。他潜心钻研军事，希望回国后能派上用场。鉴于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叶挺重点研究了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他不断做爆破试验，经常把家里弄得一团糟。叶挺对军事的刻苦钻研引起了德国人的敬佩。一位德国军事家还送给他一根特殊手杖以示鼓励，这根手杖可以当作长剑和手枪使用，深得叶挺喜爱。
一九三一年，国内形势的发展使得叶挺再也不能呆在国外了。当时，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而蒋介石对日本一味退让，却不断调兵“围剿”红军。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叶挺十分气愤，恨不得立刻返回祖国参加抗日。他每天翻阅大量报刊，密切注意国内局势。但远居海外，消息毕竟太少，也来得太慢。为此，他离开了德国，来到澳门，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
一九三九年春，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相持阶段。四月底，叶挺、邓子恢、赖传珠等从皖南军部出发渡江北上，到达四支队留守处所在地舒城县西蒋冲。叶挺等人一到西蒋冲就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四支队必须向敌后、向皖东发展的指示。会上高敬亭举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会后五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分别担任指挥、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张、邓等人于五月二十二日东进八团驻地青龙厂。四支队主力除八团已东进敌后外，七、九团继续东进。
这时，高敬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正在东进途中的七团、九团停止东进——恰恰祸不单行，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逃跑叛变，投靠国民党桂系顽军。
叶、张、邓等人在未报请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一边发动部队展开批判“杨、曹叛逃事件”，一边决定将随后到达青龙厂的高敬亭拘押审讯，在部队中展开批判高敬亭的“反高斗争”。
六月二十一日致二十三日，在青龙厂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连续3天召开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公审高敬亭大会，邓子恢主持大会决定对高处以死刑并报国共两党中央；六月二十四日，江北指挥部根据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所谓“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将高敬亭处死，由叶挺带到江北的警卫班执行；高敬亭屈死青龙厂，年仅三十二岁。
中央发现了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失误，对此提出了批评。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事后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叶挺在得知中共中央曾有“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一再说：“迟了迟了”张、邓二人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讨论到这一问题时，都主动承担了责任。
叶挺军长仅依据个别人的诬告，就以“违令”罪名将高敬亭拘捕。事后瞒过新四军实际领导人项英和延安的我党中央，直接向蒋介石请求处死高敬亭。蒋介石可能一生中再也没有象这次这样痛快地答应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刑照准。”事后，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私下强烈地谴责了叶挺的行为，但为了大局，无论是新四军内部还是我党中央，都默认了叶军长杀害**功臣、**英雄的无法原谅的过失。可是这个事件却使新四军的正副军长之间形成了永远也无法磨灭的裂痕。
高敬亭的错杀与叶挺等人积极执行极“左”的“肃反”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高敬亭在鄂豫皖根据地恰恰也是一个积极执行“肃反”政策的领导人，他的肃反，使他养成了“一言堂”的习惯，使鄂豫皖根据地造成很大的损失，由于他的个性也直接致使他成为了下一个肃反的对象。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虽经党中央以及毛主席、周恩来等人的多次调解，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后来皖南事变悲剧的酿成，与新四军最高领导层的失和不无关系。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挺的处境是困难的，正如陈毅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项英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反映。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毛主席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而与叶挺将军同机失事的还有几位非常重要的领导，尤其是博古和王若飞。
王若飞。一八九六年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县。青年时代曾参加过辛亥**和讨袁运动。一九一九年十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六月，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曾任中央执委会委员，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同年秋，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一起，由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四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二五年三月回国，先后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中共豫陕区委书记，领导了河南党的建设和工农运动。一九二六年调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即秘书长），参与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并参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
大**失败后，他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一九二八年六月，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国农民协会驻农民国际代表，并入列宁学院学习。一九三一年回国，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参与领导西北地区包括陕、甘、宁、晋、绥、新等地农民斗争，开展土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包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近六年的铁窗生活中，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一九三七年五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夕，他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同年八月到达延安，先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一九三八年起任中共中央华中工作委员会、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一九四零年起历任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等职。期间，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许多政治、军事文章，参与研讨和制定了许多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政策、指示，对推动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前后，他曾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一，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一九四四年五月，他作为林伯渠的助手赴西安、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还协助董必武主持中共南方局的工作十一月起任中共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
一九四五年六月，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八月，抗战胜利后，他作为中共代表，随同毛主席、周恩来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重庆谈判期间，他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协助周恩来工作。一九四六年一月，他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业协会议。在会上，他按照党中央要求，既坚持原则，又掌握灵活的斗争策略，在改组政府和国民大会等重大问题上，团结各民主党派，同国民党的**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而博古，更是作为我们之前的最高领导人来出现的。
博古，本名秦邦宪，一九零七年生于浙江省杭州。一九二五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新闻事业卓越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中国江苏无锡城内中市桥巷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之一。博古与王明、张闻天等人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九月－一九三五年一月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深受王明路线影响，负责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一九三三年初迁到瑞金，对中央苏区的影响更大。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民政府围剿中，与周恩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组成三人团主持军事决策。据称博古等人过于听从李德的的指挥，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延安时期继续出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与王明、周恩来在武汉为抗日宣传做了大量贡献。博古在遵义会议后虽然失去了党最高领导人地位，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较量的重要人物，在涉及中央红军内部利益时，他当时站在红一方面军一边。
博古和周恩来、叶剑英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因此，他们被中央派遣去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谈判，并取得成功。博古在新四军组建初期也有功劳。博古是中共长江局成员，参与领导了武汉会战期间的抗日宣传。博古回到延安后，领导创办了《解放日报》，这是中央机关报。
延安整风时期博古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其兼任的理论性职务和宣传阵地都被迫交出，也退出中共七大政治局。中共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和王明排名最后两位。
一九二五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一九三零年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一九三一年四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一九三五年一月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九三三年到中央**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一九三五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六年任中共中央代表，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七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一九三八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一九四一年后，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一九二五年入党前后即开始写作与从事编辑工作，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在家乡无锡编辑《无锡评论》。
一九三七年，秦邦宪任党中央代表，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即提出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蒋介石被迫同意。秦邦宪迅速安排他营救出狱的潘梓年、章汉夫等人负责，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市出版党的日报《新华日报》。秦邦宪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常委、组织部长，《新华日报》的董事，经常给《新华日报》写稿。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他写了《祝新华二周年》，阐明《新华日报》的宗旨：“本报志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的同胞之苦难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励者倡导者。”
一九四儿年三月十七日，博古召开全社干部大会，检查十个月的报纸，列举事实，说明“没有完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完全在我”。总编辑杨松肺病发作入医院治疗，文艺栏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博古太忙没有看，他也承担责任，对报纸发生的错误与问题都包在自己身上。博古任劳任怨，勇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不作任何解释，终于抓住了“以我为主”的党报宣传的擎天柱，提出把版面改为一版是要闻，二版是国内，三版是国际，四版是副刊与专刊。另外创办仅供内部参阅的《参考消息》、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主席与博古召开改版座谈会，博古首先做自我批评，毛主席最后指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的经常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的改造。我们今天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博古在新华社拿到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苏联红军突破德国法西斯一百五十万侵略军的包围的消息，立即送毛主席参阅，毛主席11日撰写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评论送给博古：“请看看可否作社论用?”这是十月十二日《解放日报》的社论，也是全世界最早指出二次大战转折点的评论。西方报刊，在三个月以后，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外歼灭德国法西斯精锐部队鲍里斯兵团三十万大军，方说为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一九四二年九月，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又是西北局机关报以后，博古撰写社论《党与党报》，首次提出党报是“党的喉舌”。
一九四三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二十万大军拟进攻延安，在准备军事反击的同时，中央决定先进行宣传反击战，七月八日头版用四号字全版发表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等电，揭露国民党军调动情况，呼吁团结，反对内战。报纸接连十多天报道延安三万余军民集会反对内战，报道各根据地反对内战、准备反击的活动。毛主席接连写了《中央“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质问国民党》、《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的评论、社论与消息。博古写了专论《在毛主席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与延安三万余军民集会的头题新闻。报纸迅速、猛烈、密集的宣传弹，打得国民党不知所措，匆忙宣称“误会”、“别误会”，下令撤退进攻部队。报纸起这么大的作用，在新闻史上是罕见的。党的领导人中，博古是第一个提“毛主席旗帜”的。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六日，博古执笔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并说：“办报是全党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从此，《解放日报》被认为是一份完全的党报了。V